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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波三天，被拒二十次。当一位市民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寻找安身之所时，房产中介一句“老人不租”便关上大门。这并非孤例，而是全国超2.2亿老年人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。一纸合同，竟在银发族与基本居住权之间筑起无形高墙。
市场筑起的这道“年龄分界线”从40岁到60岁层层设卡。有平台在合同中明确规定“超过40周岁无法租住”合租房源，还有平台则将拼租年龄上限锁定在60周岁。当“产品定位年轻群体”成为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市场逐利本性便异化为对老年群体的系统性排斥，无形中剥夺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平等机会。法律视角下，此类年龄限制实为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霸王条款，违背公序良俗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虽明令禁止年龄歧视，但2019—2023年涉老租房纠纷案胜诉率不足35%，维权之路艰难坎坷，折射出法律执行与市场现实间的巨大鸿沟。
房东的顾虑有其现实根源。厨房灶火未关的隐患、老人在浴室滑倒的风险、突发疾病可能引发的纠纷，这些担忧如阴影笼罩租赁市场。更有人担心房屋若成老人离世之所，将被贴上“凶宅”标签而价值缩水。当风险无人共担，最简单的选择便是拒绝，久而久之“老年人不单独签约”成了行业潜规则。
然而当“规避风险”演变为全行业对老年租客的系统性排斥，市场逻辑便偏离了人性温度。事实上，许多老人生活规律、习惯良好、租金稳定，将所有老人标签化为“风险群体”，无异于以偏概全，忽视了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性和实际贡献的不同。
化解老年人租房难题，需政府、市场与社会多方协同发力，共同搭建支持阶梯。譬如在政策支持层面，则需要系统性优化现有住房保障政策，例如考虑对特定老年群体实施租金减免、放宽老年家庭的收入准入标准，并将健康老人明确纳入公租房优先分配序列。探索发展面向老年群体的专业租赁机构或社区嵌入式养老公寓，提供更多元选择。在硬件保障层面，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，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专项改造基金，对加装防滑扶手、紧急呼叫系统等适老化设施的房源给予补贴；同时推广“老年人租赁意外险”及配套的风险分担机制，消除租房供给端的顾虑。
居住权不应是青春的专属权利，一座城市的文明刻度，恰恰镌刻于其如何善待年长者。法律必须成为坚实的后盾，明确禁止年龄歧视，为老年人居住权保驾护航。在社会认知层面，亟须重拾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的智慧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，银发长者绝非社会负担，而是维系社区温度、传承生活智慧的珍贵纽带。善待他们，就是滋养城市文明的根基。
当法律明确底线，制度化解风险，社会凝聚共识，“老有所居”的承诺才能穿透冰冷的市场逻辑。每一扇向银发族敞开的房门，都将成为丈量城市文明的标尺；每一个安顿好的晚年，都在为所有人勾勒有尊严的生命图景。我们终将老去，今日为长者推倒的偏见之墙，正是明日为自己铺就的归家之路。
本文发刊于《时代邮刊》（新青年）
2025年9月 第9期 总第492期
作者/沈鑫杰 编辑/何淋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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